小编有了开始研究巴塞罗那的机会，在通过《城市的远见》纪录片中的一集，大致了解了这种棋盘布局给城市带来的好处和巴塞罗那在城市街区复兴所做的努力。

　　接下来，文中大部分的内容都在挖掘巴塞罗那最隐秘的那段城市记忆，因为无论城市规划学科是怎么发展的，一个城市历史和政治才是影响这个城市今天规划布局的最根本性的因素。

　　打开巴塞罗那的城市卫星地图，你可以轻松的读出历史的印迹，就像大历史的洪流碾过的车辙，巴塞罗那的城市明显被分成了三种肌理，而这正对应了巴塞罗那的三个历史阶段——属于中世纪的老城，19世纪中期的Cerda的扩展区规划，和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所复兴的滨水区域，不同的城市断层之间竟是如此直接的叠合在一起。老城保留了这个城市最传统的记忆，扩展区展示了这个城市曾经的力量与雄心，92巴塞罗纳奥运会则彻底的改变了这个城市在欧洲的地位和形象。

　　这种清晰的断层式的划分很难出现在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大陆上的城市中，特殊的历史机遇赋予了这个城市独特的风格，巴塞罗那在欧洲大陆上，是唯一的。

　　在巴塞罗那这三个时代的断层中，19世纪中期Cerda的扩展区规划无疑是最精彩的，最光辉，最与众不同的。而这段历史，在中文的规划教材中，却被一笔带过。接下面要揭开的，是一段充满戏剧色彩的，并从未在中文世界提及的城市历史。

　　时间倒回到中世纪，巴塞罗那似乎并没有和别的欧洲宗教城市有什么不同，教堂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广场分布在宗教建筑的旁边，玩过《刺客信条2》的小伙伴应该分辨不出下图和中世纪的佛罗伦萨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但由于濒临地中海，地理位置远优于马德里，所以在中世纪航海就已经非常发达，整个巴塞罗那在中世纪不断抢夺海外财富，地中海贸易也是做的风生水起，这使得巴塞罗那在西班牙中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而且加泰罗尼亚的贵族势力庞大。

　　在十八世纪的开头，西班牙全国陷入了波旁王室和哈普斯堡王室争夺西班牙政权的内战之中，波旁王室是极端的保守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者，而巴塞罗那所在的加泰罗尼亚政权，则是一个非常自信和团结的文化区域——即使在今天，加泰罗尼亚语也是巴塞罗那地区最流行的语言，而非西班牙语。在十八世纪的政治斗争中，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政权选择了效忠了哈普斯堡王室，并提供了军事支持，但可悲的是，加泰罗尼亚政权在这次斗争中站错了队伍，战争最终失败了，波旁王室最终获得了胜利。

　　1714年，在十三个月连续不断的勇敢的反抗后，加泰罗尼亚向波旁王室宣布投降，这之后，则是长达一个世纪政治文化的压迫。1716年，新的中央政府颁布了Novo Planta法令，政治上完全废除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现存的政治体系，而是直接服从于马德里中央政府的直接掌控；经济上对加泰罗尼亚地区课以重税并实行了残酷的文化——关闭加泰罗尼亚地区所有大学，禁止使用加泰罗尼亚语。在这段历史中，巴塞罗那的城市，处于一种十分畸形的发展中，长期的政治对城市形态的畸形压迫，这在世界城市史上，都是十分少见的。

　　畸形的城市建设与公共生活——马德里政府对加泰罗尼亚的残酷换来了巴塞罗那人民不断的反抗，所有的军事设施、新的政权的办公设施，都成为民族仇恨和怒火发泄的对象，马德里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对城市进行更加严密的与控制，在东面港口边的高地上，一处八边形的军事堡垒被建设起来以便时刻监督整个城市，强力的炮火可以直接轰击到巴塞罗纳老城的任何一个角落，大量的军事设施在城市中修建起来，军队，警察局，监狱，在18世纪的巴塞罗那，这些暴力机器和军事设施的规模曾经与城市规模不相上下。

　　（图中中间部分才是巴塞罗那的城市，左边为军事戒备区，右侧的八边形为军事堡垒）

　　畸形的城墙建设，十八世纪巴塞罗那的城墙是欧洲大陆上最与众不同的了。欧洲城市有很长的城墙建设的历史，城墙对于城市总是具有特别的意义，不仅标志城市政权的诞生，也是城市公民权益的象征，城墙内的人和城墙外的人，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某些程度上类似我们今日的户籍制度。

　　欧洲大陆上，几乎每个城市都曾经有过自己的城墙，但所有的城墙都是防御和保护城市的，只有十八世纪巴塞罗那的城墙，不是对外，而是对内，目的是严密的监督与控制城市居民。

　　马德里的中央政府沿着城市的外围修建了曲折的城墙，这些石头砌成的城墙有着相当强大的防御能力，炮台、护城河、还有星形突起的瞭望台，城墙将老城，军事设施，港口和高地上的堡垒围合在一起，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而这个坚固的体系，却是向内的。

　　畸形的城市发展——除了城墙，环绕城市的是宽约1.25公里的带，在城市周围的带中，是严格的禁止任何城市建设与集会的，这个宽阔的带，是城市建设完完全全的真空带。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城市建设从未跨过雷池一步。

　　这是城墙上炮火的有效轰击范围。十八世纪的巴塞罗纳，成为一个真空中的城市。虽然城墙的状况逐渐变糟，经常发生垮塌事件，城市内部越来越拥挤，城市环境越来越恶劣，以至于马德里政府每年都拨出财政专款来修复和维持城墙，并将其写入了城市法令，但却没有一个建筑或规划修在了城墙外广阔的、荒置的土地上，因为任何一个超出城墙范围的建设项目，都不仅仅是建设项目，而代表了向马德里中央政府的一种政治上的宣战。

　　瓶子里的生长——虽然边界被严格的控制住，城市却从未停止过在马德里中央政府看管下的快速成长，在那个时代，巴塞罗那曾经一度是欧洲大陆的纺织业中心，工业的发展，为城市不断的带来新的人口。十九世纪中期，巴塞罗那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是当时巴黎城区人口密度的两倍，城市的居住条件和卫生状况极度恶劣。这种恶性的发展，让巴塞罗那城市不堪重负，并开始导致了城市工业地位的迅速下降。

　　限制在瓶子中的城市向内的生长达到了极致，终于开始对外挤压限制城市发展的瓶壁了。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主要大城市密度比较，畸形的发展让巴塞罗那的城市密度远超当时的其他欧洲城市，巴黎的拥挤在19世纪是个另巴黎人头痛的大问题，而那时的巴塞罗那，密度是巴黎的两倍）

　　19世纪40年代，巴塞罗那城墙之内中已经布满了密度过高的贫民窟，工业建筑与居住建筑混合在旧城中，旧城街道狭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城市关于推倒城墙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为了推倒旧时代束缚的象征和满足城市新的发展的需要。这一次巴塞罗那向首都马德里发起的反抗，并不是在行政体系内展开的，而是巴塞罗那城市中的商人阶级，带领着全城的穷苦工人发起的，以恢复加泰罗尼亚光芒为名义，这不仅是为了解决一个半世纪的社会公正问题，更是投机的商人们看到了城市扩张带所带来的巨大的资产增值的可能性。

　　1854年，在城市不断地反抗下，马德里中央政府终于作出了关于拆除城墙的皇家决定，当政府头痛如何拆掉这个庞然大物的时候，巴塞罗那全城的居民，像狂欢一样，拿起铁锨和锄头冲向城墙，以至于，当时城内的铁器，一度销售告罄，这些城市设施，不但不是城市认同感的对象，而是压迫与反抗，一种仇恨的凝结。

　　1865年城墙的拆除基本完成，拆除城墙的石头基本用于铺设道路路面；那时，巴塞罗那处于一个完全的城市建设的真空带的包围中，只有在远处有5个零散的村落，巴塞罗那就将新的城市发展区定位在了老城和村庄之间的真空地带上，展开了富有雄心的新规划。

　　（孤独的巴塞罗那老城和远处散落的村落，二者之间，则是严密监视的炮火区，严禁任何形式的建筑与城市建设）

　　历史的车轮继续的在巴塞罗那与马德里中央政府的角力中慢慢向前滚动。1859年，巴塞罗那组织了关于城墙拆除后的城市发展规划的竞赛，竞赛最终的两个备选的方案来自Antoni Rovira I Trias和lldenfons Cerda。Antoni Rovira I Trias是加泰罗尼亚土生土长的建筑师，规划师，非常了解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的文化。可以说这是一种先天的优势。

　　竞赛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公平，在巴塞罗那组织的这次城市竞标中，Cerda，并不在竞赛最初的官方邀请名单之中，这位“自发”的设计师却自己参与到了最终的设计竞赛中。但Rovia显然更受加泰罗尼亚贵族的欢迎。这次的竞赛更像是政治的角力。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方案吧，Rovia的方案充分的尊重了老城，方案的出发迎合了巴塞罗那当时非常保守的加泰罗尼亚贵族的审美观念，以再现加泰罗尼亚文化主导时的中世纪的光辉为理念，延续了老城的轴线条放射的轴线和繁杂的城市公共空间，在Rovia的方案中，新巴塞罗那被设计成一个类似罗马或巴黎的传统权贵阶层的巴洛克城市。

　　这种以老城为中心发散式的城市布局在今天诸多欧洲城市都能看到，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维护了贵族阶层在城市的领导地位，二是新城可以和旧城公用公共设施，分阶段的实施更加经济。

　　Cerda的方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他的方案中，体现出了早期现代主义的追求并反映了一种隐含社会的变革，在他的方案中，城市贵族的审美被置于末位，他提倡的是一个现代的、平等的、开明的城市：穷苦工人、权贵阶层、商人和医生都应享有同样高质量的城市空间，阳光、干净的空气和便捷的交通是城市为所有居民同样提供的福利。

　　与Rovia复兴中世纪光辉的概念不同，Cerda希望实现的是一个平等的加泰罗尼亚城市，在空间上反映为大量的无差别的城市街区的网格的使用，即Cerda所主张的“a catalan city with equal cell”，550个街区覆盖了9平方公里的范围。他的方案与老城没有任何的联系与呼应，充分显示出他的社会理想和城市高效发展的愿望以及投资的需要。

　　在他的理想模型中，街区的理想尺度是113.3米，相互间以20米的城市道路分隔。每个街角的建筑通过倒角（被称为xamfrans），提供更好的交通空间、公共空间和良好的采光和通风。从方案的任何一个角度看，Cerda的方案都几乎是Rovia的方案的另一极端。

　　这么做其实主观上忽视了城中富人阶层，而且这种棋盘式的细胞城市在之前没有任何参考，可以说是天马行空，1859年方案最后一轮评审时，Cerda的方案就挂在Rovia隔壁的一间小房间中，然而，却少有人喝彩。

　　由于当时的城市掌权阶级均为保守的加泰罗尼亚贵族，1959年，Rovia的方案在竞赛中毫无疑问的获得了胜出。然而，在一年之后，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60年，马德里的中央政府彻底的颠覆了竞赛的结果，提出将Cerda的方案作为最终的实施方案，强制执行。

　　这就有必要了解一下Cerda了，像田园城市的创始人霍华德一样，Cerda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师，而是一位深深受到两位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影响的社会学家，早年曾在在Madrid学习工程学，与马德里中央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后来回到家乡巴塞罗那。

　　这次换标事件，并不简单是一次西方城市史中影响重大的“猫腻”事件，而是马德里中央政府和巴塞罗那权贵的政治斗争。实际上，马德里中央政府对新巴塞罗那的规划，在1854年作出推倒城墙的决定之时，就已经开始，Cerda从1854年，就在马德里参与这项规划，马德里中央政府将这次新城的建设看作一次重要的契机，使用新的文化代替巴塞罗那根深蒂固的加泰罗尼亚传统而排外的旧文化

　　新的规划被视作一次“和解”的机遇，但这次和解，是与巴塞罗那人民的和解，商人、穷苦工人这些普通城市生活者是中央政府拉拢的对象，而那些根深蒂固的权贵阶层，则是需要进一步削弱的，马德里希望通过平等的城市空间改造原先的社会结构，获得城市平民的支持和拥护，在城市空间上剥离地方权贵阶层的特权和利益。

　　面对马德里中央政府的如意算盘，巴塞罗那掌权的权贵阶层自然奋起反抗，他们组织起了自己“官方”的城市规划竞标，邀请了大量的规划师与建筑师——属于马德里政府的Cerda自然不在邀请之列。马德里中央政府迫于形势的压力，不得已令Cerda带上已经完成的方案参加了这次戏剧性的竞标活动——结果自然是落选了，可惜，巴塞罗那的权贵阶层还未来得及欢呼自己的胜利，马德里中央政府却使出了杀手锏，强制换标，将Cerda的方案作为实施方案。

　　巴塞罗那扩展区的竞标过程，一波三折。一个看似简单的城市规划过程，却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利益的不断挤压下产生的。Cerda方案的实行，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文化变革的背景，在实施的过程中，新生的政治力量逐渐形成，新兴中产阶级与传统加泰罗尼亚贵族之间权力的争夺愈演愈烈，可以说，Cerda的方案满足了小资产阶级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同时也符合了当时城市中的普通居民对城市生活环境改善的需求。